针对农民工子女就读问题

        在江苏吴江，“6万元政策”(详见本报2月23日五版《一个全国百强县的“留人之道”》一文)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地方经济实力强弱的问题，而实际上，记者感受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的“真情”。

　　很多人只看到了“6万元政策”的现在，却不曾看到它的过去。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朱虎金全程参与了上述政策的制定，他告诉记者，这项政策最早的雏形其实是“3万元政策”，即政府、企业各出3万元，房地产开发商再让利6%。

　　随着房价、物价的上涨，这项政策也在不断调整。第一年是3万元，后来开发商不愿让利，多方斡旋之下，调整为4.5万元，2010年涨到了6万元。2011年前5个月，吴江市人社局已收到“6万元政策”申请逾300件。

　　另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真诚”的例子是上海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补贴，与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继2006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之后，2010年8月中旬，北京郊区再度掀起新一轮撤并风潮。北京市教委两次大规模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后的官方说法是——“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接收被撤并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而实际情况却是，有媒体披露，2006年的那一次撤并之后，1.5万余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很多学生被迫回原籍了。

　　同样是特大型城市，同样面临人口控制难题，同样拥有比较宽裕的财政经费，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做法较之北京显然“大度”得多。其中的原因与“钱”无关，而与地方政府的“意愿”关系密切。

　　上海市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脑海中有一张清晰的“补贴增长表”——2008年“上海模式”试行伊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每生每年的补贴是2000元，2009年涨到了2500元，2011年的年初是2800元，“物价一直在涨，2011年下半年已经提高到每生每年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