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

        10月最后一天，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富盛路上，童装制造商张品（化名）和几个工人在自家作坊里忙活着。

两间门面房，上下四层楼。一楼的一间门面是张品的办公室、客厅和厨房，另一间是裁布、打包间，二楼是缝纫间，三、四层是工人和他自己的卧室。张的店里总共二十来名工人，“一天可以做一千件棉布夹绒马甲。”

        “算起来，我这个个体户当了也有13年了。”他笑说。1998年正值40岁，他辞去铁饭碗和妻子一起干起了服装生意。张的妻子宋礼琴就是更资深的个体户。早在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18岁的宋就开始摆地摊卖童装。自那以后，服装行业在这个小镇慢慢生根发芽。而这也是当地个体户和微企业的萌芽。

         张品记得，起初的个体户探索没有那么多规矩。在张品印象中，一开始做童装很容易，也不用办什么营业执照，“自己搞个小店面就可以做了，最开始的工人就是夫妻俩”。

         张家的夫妻店做得顺风顺水。到了2001年，织里镇大建居民房的时候，张品立即拿出40多万买下现在的门面楼（现在楼价已涨到270万多，一年租金20多万元），去工商局注册了个体户营业执照，开始招工人。

        这样的模式，在当地不断克隆。在该镇中心十几平方公里的街面上，除了医院、宾馆和饭店，老房子几乎清一色是同样格局的店面楼。

         “这么低的门槛，干活自由，收入也相对高，谁不眼红啊。工人半年出师了，就出去单干了。”另一个店主江一发说。

        很多外地人循着商机而来。

张品介绍，“多是几对夫妻合作，或一个老板几个老乡开的加工厂，算是服装厂的下线，既不需要工商登记也没有税务登记，只要租了厂房，通过了消防检测，就可以做了”。

         个体工商户审批手续简单，资金门槛也不高。长兴县夹浦镇环沉轻纺市场的纺织厂主王强发给记者算了笔帐：“七年前，厂房是自己家的房子改建的，花费不大，主要资金用于购买机器，每台机器的进价超2万，家里共有60台机器，总价超120万，从银行贷了几十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建华也发现，早期浙江省小微企业得益于政府层面的放任式发展。杨建华调查显示浙江小微企业的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爆发式增长，私营企业中80%以上是小企业，其中“2.9%创办于70年代后期，30.0%创办于80年代，67.1%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

        2008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激烈的竞争

        江一发感觉，2008年以来，外来者加入特别多， 因为“生意很好做，年收入七八十万不成问题”。

        大量安徽、贵州、河南、四川等地区人口来到织里淘金。“现在物流主要是东北人在做，加工作坊主要以安徽人为主”，他说。而根据湖州官方数据，湖州市织里镇个体童装行业面广量大，近年来每年吸纳外来劳动力达16万多人。

        如今，整个织里镇本地常住人口仅10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20万。

        竞争开始白热化，首先就是房价被抬高了。

        个体劳动者江一发观察到，从08年起，小镇上的房价开始大涨，2010年下半年就涨到了3700元/平方米，年底就超过4000元/平方米了，今年已经超过了5000元/平方米。生活成本大幅提升，外地来的加工厂迫于生活压力开始一致抬高加工费。

        人力成本的高企更是让微小企业举步维艰。

进入童装市场三年多的本地老板张仁顺抱怨道：“我们的衣服人力成本太高，简单的衣服大概占总成本的30%，厚的、复杂的衣服大概占到40%。”工人要提高加工费，镇上的个体老板面对工人难招、加工厂费用太高的困境。

        “我一件批发价才23块钱的衣服，成本15块，他加工费就要到七八块，还做什么生意？”张品抱怨说。

在成本如此高的情形下，不起眼的纳税额，将直接影响到张品们的利润。

        张品这样的照章登记者，交税很规矩，两个门面一年24000元左右的税收（国税15000元，地税9000元）。由于不注册不登记，众多微型加工厂，竟然不用按规矩交税。

地方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微型的加工厂。

        由于企业分散，为了便于征税，织里镇曾在东西南北各划一条线作为主要征税范围，区域外由于地域遥远，产量小，所以减半或者不征收。而这种税收上的倾斜也使得作坊逐渐从区域内转移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