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保障问题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一、调查概况

   根据研究目标和计划,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及结果,借鉴了“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问卷[2](P51-71)和“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问卷[3](P58-156),并结合相应的调查对象,拟定了问卷调查的内容。目前进入西安市务工的农民工已经达110余万人,其中建筑施工行业约50万人,约占45%;商业、餐饮服务行业25万人,约占23%;工业、交通运输、装卸搬运的行业约15万人,约占14%;其它约20万人,约占18%。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约为47%,主要集中在商业、工业和服务业企业[4](P27-35)。

   基于已有研究显示的农民工职业分布结构,结合本次调查的人力和经费,在配额抽样的基础上,以西安市城区的农民工为样本来源对象,调研采取问卷和访谈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9份,有效回收率96.3%。回收的问卷涉及建筑、服务和个体经商户等行业。

　二、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占有情况

  我们在分析农民工关系型社会资本时,主要考察农民工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三个方面:

   1、社会关系网络的达高性。社会关系网络的达高性即自我通过社会关系可以在等级制结构中触及到的最顶端位置的资源。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城市占有一定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但总体上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与城市居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缺乏深入平等的互动与沟通,致使双方的认同度较低,往往存在相互排斥心理,这就不利于农民工从城市居民那里获得高层次的社会支持,极少能突破自身层次限制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资源,所以城市农民工所能够接触到的社会结构中的最高位置是十分有限的,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相对低层次的。

   2、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反映了个人通过跨越结构等级位置的社会关系可触及到的资源的纵向幅度。社会关系所提供的类型、层级和数量的异质性也是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准。在此次对农民工的研究调查中表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业缘等其他关系较弱,农民工社会网络中“亲属”和“老乡”关系所占比重,可以作为反映农民工网络密度或者异质性的指标。网络异质性越差,网络中能够带来的资源也越单一。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及西安市农民工在城市里较为亲密的朋友是哪些人时,47.8%和36.4%的农民工选择了一同来打工的老乡和进城后认识的农民工朋友,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大约占9%。

   本功能的发挥,具有十分明显的狭隘性。而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异质性越强,所拥有的网络资源跨度越大,关系型社会资本量也会随之增加,个人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可以克服网络资源的重复性,提高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但农民工交往对象的高同质性使得他们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极为单一和薄弱。

   3、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即个体通过行动攫取嵌入在社会关系网中的稀缺资源的能力。行动者参与到社会关系中,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他人的资源以增进自我的利益。在调查中,当问及“您更愿意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时,有15.6%的农民工选择更愿意与西安本地人交朋友,有34.2%的人选择与家乡人交朋友,38.5%的人更愿意与一起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交朋友。由此可以得出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及社会地位的限制,拥有的个人资源较少,但同时自身也并不具有积极主动构建和投资关系网络的意识,这就更加限制了其关系网络的扩展和利用资源的能力,目前西安市农民工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质量较低,主动利用资源的能力较弱,导致这一群体关系型社会资本欠缺问题严重,从而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资源运用及回报的弱势。

   三、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情况

   1、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所谓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主要表现为作为临时工的农民工,与单位正式职工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和工资体系[1]。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后,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只能游离于城市正式就业体系之外,这就会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所以就业成本较低。由此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状态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是目前非正规就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始终处于受到威胁的状态。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进入城市,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大都进入非正规就业行列,其关系型社会资本始终未能有所扩展和再构建,仍然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水平,无法摆脱社会底层的地位;而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加剧了他们与主体社会的疏离,更不利于制度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这一群体更广泛的职业流动。

   2、西安市农民工的求职渠道。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建立在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上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其关系型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他们对所属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资金、时间等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农民工通过利用其关系型社会资本,可以大大提高其就业的概率,减少工作搜寻时间,节约搜寻成本。目前,制度化的求职途径的运作范围及影响力仍然比较小。对于进城就业农民工来说,就业信息获取的方式是择业能力的体现之一。虽然近年来进城就业农民工的规模越来越大,增速越来越快,但他们就业信息的获取方式仍显单一。

   西安市农民工求职多是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通过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的滚动方式进城,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这说明农民工的求职途径仍带有很浓的非制度化特点。根据调查,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和自己应聘所占比例较高,分别达到38.5%和29%,而通过政府开办的中介组织、用工单位招工等方式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2.6%和7.3%。

   由于农民工求职以亲戚或熟人为主,所以求职成本较低。农民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大多是依靠自己过去的积蓄来维持生活,其次就是借钱和得到亲朋好友的资助,靠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最少。可见,农民工就业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还停留在自助或基于血缘和亲情的互助。

   3、西安市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需要尽快找到工作维持日常生活,而农民工由于占有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有差异,工作的搜寻时间也有所不同。当问及农民工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找工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时,67.8%的人选择了工作搜寻时间在一个星期以内,23.7%的人选择了一个月以内,只有8.5%的人选择了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搜寻工作时间(参见表3)。由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关系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低了农民工的求职成本和交易成本,缩短农民工的就业等待时间。

   四、农民工关系型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1、重视农民工自身家庭保障。家庭保障是指家庭在为其内部成员提供生活保障的同时,还提供着极为重要的涉及群体归属感的精神保障内容。家庭保障主要是由家庭提供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等内容的生活保障方式[4](27-35)。在中国,家庭保障仍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天然保障系统,与制度型的、正式的社会保障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在我国,家庭这种初级关系不仅为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在城市立足提供了启动资金和各种实质性的帮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的精神需要,缓和了农民工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情绪。因此,提倡家庭保障在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制度型社会资本缺失的情况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所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因此需要通过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等其它方式来弥补家庭保障的不足。

   2、构建和扩展个人的次级社会资本。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处于边缘状态,主要包括工作性质边缘性,居住分布边缘性、社会地位边缘性、社会心态边缘性的继承性[5]。次级关系的社会资本的建构有赖于个人的主动参与和有意识的拓展,需要主体的不断实践性的活动来培养。在农民工进城以后通过劳动就业关系嵌入到一个新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农民工通过积极主动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与再构建,不断地扩大了自身的社会交往半径,丰富了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这些资源的获得与利用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次级关系的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信任、道德、规范等基础之上,并且需要面对面互动和持续的情感投入。由于这类资本的存量会随着使用不断减少,因此必须采取不断维护和投资的方法,避免关系型社会资本的贬值。

   3、强化素质,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具有较高文化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地位与职业地位的提升方面具有优势,能够率先融入城市社区成为城市新居民,从而使农民工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有所突破。所以,农民工需积极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加强文化知识学习,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这样一来自身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强度有所提高,通过异质性社会资本获取有利资源的能力就会进一步增强,有助于改变其就业的弱势地位。4、融入城市社区,弥补原有网络资源的损失。政府应积极推动农民工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再构建,加强农民工与农民工、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农民工离开农村意味着原有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损失和关系网络的淡化。这一群体进入城市后大多寄居在临时性的社区当中,其居住方式主要是租赁私房或者是集体宿舍,且多位于人员构成复杂的城中村,由于身分和经历的不同,个体对社区的认同感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农民工很难对其所居住的城市社区产生认同。这些不利的社区环境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融入,也限制了农民工关系网络的扩展。那么农民工除了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以外,积极融入城市社区,构建新的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拓展。

   参考文献:

   [1]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14-22.

   [2]李树茁.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