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观察:让女农民工不再当城市“边缘人

   新华网武汉3月12日专电(记者黄艳、廖君)武汉市妇女联合会最近公布的一份“外来务工妇女生存状况调查”显示,进城务工女性正面临待遇低下、保障薄弱、子女升学困难等生存发展难题,需要社会各界更多关注。

   “城市里有我的梦想”

   来自湖北黄陂农村的小玉,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公交售票员。三年前,20岁的她告别家乡的小工厂来到武汉。

  “小时候看电视觉得公交售票员好漂亮,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售票员,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小玉说,“进城才知道,现在城市公交都是无人售票,不需要售票员。”刚到武汉第一年,小玉做过餐馆服务员、超市导购员、看护员,但都“感觉不适合”。后来进了武汉一家有名的美发连锁店,从洗头师做起。凭借着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发型学徒。

    在城市生活三年,小玉说城市里才有自己的梦想,而且它能激发自己找到梦想。她说:“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发型师,靠自己的技能生活幸福。”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村女性都有“城市梦”,梦想在这里发家致富,甚至上演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临更多的诱惑和心理失衡的压力。

   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在两会上,胡小燕对媒体表示,自己作为一个靠打工维持生活的人,最大的理想是像别人一样真正融入城市,希望更多的农民工也能如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研究员表示,进城务工的女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技能。改变女农民工现状的途径就是,她们自己要学一门手艺,通过技能培训来增加就业砝码。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应该尽量地有组织进行,技能培训和相关法律服务要配套跟进。

    “工作不好找,工资待遇差一些”

   跟着丈夫进城的程玉蓉最担心家里的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6岁,都是上学的年纪,我们在外总担心他们将来怎么办。”程玉蓉说。

   在武昌区城乡接合部一处建筑工地做工的程玉蓉,因为没有别的手艺,她只能跟着丈夫的工程队四处转战,做随队炊事员。

 “一个月平均有500元就不错了,很多时候没收入。”程玉蓉告诉记者,她这样的临时工在建筑工地上很多,基本上都没有签订用工合同,工资待遇也是口头约定。“就连建筑工人都很少有社保、医保,我这样的流动性临时工更加没有保障,吃了亏只能自认倒霉。”程玉蓉说。

   据武汉市妇联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93%的“女民工”收入低于城市最低收入。“女民工”往往工作强度较大,她们中超过六成的人加班加点现象普遍。用工单位很少给她们办理,往往只办理了2-3项社会保险,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其中家政、物业、美容美发等服务行业“基本上没有办理任何保险”。

   武汉市妇联副主席孙亘乐指出,保护农民工特别是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将城市公共资源适度向女农民工倾斜,提高女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制定具体措施将女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市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不知道根会在哪里”

   29岁的罗倩倩是个城市打拼近10年的“女民工”。十年的光阴,让只有高中文凭的她拥有了丰富的处事经验。现在,她在武汉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年景好的时候,年收入让那些大学毕业生们目瞪口呆;年景不好的时候,也能风风光光回家过年。

   在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年,但是罗倩倩还是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个农民。现在,对于“奔三”的她来说,结婚成家成了她的最大烦恼。“在城市里,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其实很难找到心仪的对象。”因为农民的身份,罗倩倩坦诚内心有些自卑:“不过让我回到农村找个对象也不行,没有共同语言和爱好。今后的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都说落叶归根,可是像我这样的‘女民工’根在哪里呢?”

   女农民工通过劳动改造着城市,同时也被城市改变着。城市里的主流文化塑造了她们,而她们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却较小。她们在城市里打拼,面对着各种新鲜事物,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城市,她们想留下,想改变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但由于经济因素,让她们对城市生活望而生畏。

   冯桂林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对城市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进城农民工只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边缘人”,具体表现在住房难、户籍等突出问题。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户籍政策上向优秀农民工倾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 (本文来源：新华网 )